本报讯 记者 曾泽新 通讯员 韦磊 5月15日，茂名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涉嫌受贿、行贿一案在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检察机关查明，朱育英在担任信宜市委书记兼该市人大常委期间，在干部提拔、交流、换届任用以及工程发包、支付工程款等事项中，涉嫌收受贿款人民币1300多万元，港币300多万元，美元20多万元。另外，为谋求职位升迁，他还曾向原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行贿。
1 收受镇长贿赂、助其仕途“三级跳”
2005年，信宜市某镇镇长梁某被提拔为该镇党委书记，为感谢朱育英在其职务提拔上的关照，梁某在当年5月份来到朱育英办公室，送给朱人民币20万元。2006年12月，经朱育英同意，梁某调任信宜市东镇街道办党委书记，他在到任几天后送给朱人民币30万元。2008年，梁某为谋求升迁，于当年11月、12月，先后在茂名市委宿舍大院送给朱育英15万美元。在朱育英的推动下，梁某在2009年9月被任命为信宜市副市长。除了这几次大额贿赂之外，梁某为了与身为当地一把手的朱育英保持良好关系，从2005年至2009年，先后在中秋或春节期间送给朱育英6万元“利是”，朱都欣然收下。
据该案办案人员介绍，梁某为谋求升迁或转任而送钱给朱育英只是当地官场风气的一个体现。经查明，朱育英先后收受当地57名干部共计人民币1238万多元、港币360万元、美元20万元。办案人员介绍，朱育英自己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先上车，再买票”。意思就是先不收钱，等事情办好以后再收钱。
2 行贿罗荫国20多万元
2008年，朱育英即将到达退休年龄，为谋求茂名市副厅级职位，他在当年六七月份的一天，约请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吃饭，期间贿送给罗荫国20万元港币。由此，在罗荫国的关照下，朱育英于2008年底顺利升任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厅级）。为了和罗荫国联络感情，朱育英在2004年至2009年期间，先后四次贿送给罗荫国人民币共计8万元。
3 偕同弟弟收受工程承包商贿赂
检察机关查明，朱育英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信宜市有关工程发包承揽、工程建设、支付工程款等事项中，收受3名工程承包商贿赂共计人民币150万元、港币30万元。
2003年初，信宜市公安局准备建设戒毒所，朱育英的弟弟朱育明找到信宜市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林某，称可以通过朱育英的关系把该工程给林某承建，条件是按总工程款返回8%给他和朱育英，林某表示同意。朱育明将此情况告诉朱育英，朱育英即和信宜市政法委、市公安局的有关领导打招呼，“建议”将信宜市戒毒所工程交由林某承建。
2003年11月，林某通过挂靠信宜市建筑工程公司和信宜市公安局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随后，根据约定，林某于2004年、2005年先后将50万元送到朱育明家中，由于这些还不够支付约定的8%的好处费，2006年，经与林某商议，朱育明又将林某一台价值50万元的钩机拉走折抵。
4 投案不交待，检察机关从外围突破
据了解，2011年2月，原茂名市市委书记罗荫国被广东省检察院带走调查，朱育英感到“比较紧张”。当年3月19日，广东省纪委在茂名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责令“有问题”的官员在4月10日之前主动向专案组交待，以争取宽大处理。朱育英离4月10日期限届满前几天来到专案组，“交待”称曾经收受过一点红包，总额大约有几万块钱，已经上交给了信宜市纪委。
事实上，在之前一段时间及罗荫国“落马”后，很多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向纪委和检察机关反映朱育英有问题，专案组经过分析，认为朱育英存在受贿的可能性很大，但专案组当时并没有掌握其受贿的直接证据。于是专案组决定，一方面由纪委出面和朱育英谈话，敦促其主动交待问题；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外围收集朱育英受贿的证据，寻找案件突破口。
经过一段时间的外围摸查，办案人员掌握了朱育英部分直接、扎实的证据，当办案组向朱育英摆出这些证据时，朱育英明白已经无法蒙混过关了，交代了其受贿达1千多万元的犯罪事实。
本报记者采访朱育英
本案开庭前，记者在广东省看守所采访了朱育英。眼前的朱育英略显苍老，面对记者，他谈起了自己从一名廉洁自律的好干部到阶下囚的心路历程，期间几度哽咽。
●曾经廉洁自律，没休过一天假
朱育英介绍，1970年他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最初在茂名电白当老师。后来在茂名山区建设时参加了文艺宣传队，因为文字功底较好，被选入广州铁路局任宣传、组织干事，一直到1983年被调回老家电白县羊角镇担任镇长、书记、电白县副县长，2003年到信宜市担任市委书记。可以说从基层干起，一步步爬到现在这个位置。“我没有任何后台，靠的都是自己的努力，也没有托过哪个领导，那时自己工作上认真严谨，生活中廉洁自律，我经常动员别人去体检，自己从来没有去体检过，也没休过一天假，一直努力工作。”
●受贿就像病已上身，再也戒不掉
朱育英说，自己到信宜做书记时已经50多岁了，觉得干了一辈子革命，但跟别人一比，自己家里什么都没有，思想上就有点放松。每逢过年过节都有人送红包，茂名有这种风气，但一开始他不敢收，全都拒绝了，一直到2006年才开始收一点，一般是几千块钱，多的也有几万块，刚开始心里很恐慌，但打开这个缺口后，就收不住了，因为这些送红包的人私底下都会有交流，你收了张三的不收李四的，他就会对你有意见。“后来发展到提拔干部后他们一般都会来送钱感谢我，还有的人没什么事情托我办，只是扔下钱就走，当时也想过退还，但在那种环境下很难退。这就好像病已经上身了，直到后来最多一次收了100万。这些钱我都以朋友的名义存在银行，一分钱都不敢用，心理上有点害怕，但还是存在侥幸心理，以为只要不被发现应该就不会有事。”朱育英说。
●“我要写一本书警示后人”
朱育英说，自己刚进看守所时想不通，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才会出事，但经过检察官的开导，自己慢慢也开始想通了，“人错了就是错了，我是一个硬汉，不想再为自己推脱，法律怎么制裁就怎么制裁”。朱育英说，自己很后悔，想当初前呼后拥，多么风光，现在和过去对比简直就是天堂和地狱，人失去自由是最大的痛苦，如果没有收这些钱，自己已经要退休安度晚年了。他说，“我当过宣传干事，文笔还是可以的，我以后要出一本书，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警戒后来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查看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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